白夜黑昼

发三枪中一枪@518

我要睡觉睡到中午，然后吃个饭，踢个皮球，再吃个饭，再睡一会儿，然后就好了。
哈！

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织下去，扎下去？
领导对她忍无可忍，她偏干让他们堵心的事。

“有一次，眼瞅着变天了，暴雨即将来临。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车间主任拍板放我们早点回家。一个厂领导却偷偷躲在暗处，把早走的人记在本上，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我们的当月奖金。”
在场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我觉得这事不对，在开厂会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能说两句么？”
最后，她索性越级，一状告到领导的上级那儿，6元钱的奖金发下来了，她却从此成了厂子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粉碎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3天后，一篇8000字的长文，分“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4部分，一蹴而就。
不久，黄晓菊和潘祎的稿子送到了编辑部。
记者一直无法联系到潘祎。彭明榜说，“他的个性不太好打交道。也不喜欢记者采访。”
于是，我们只能从潘所写的《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寻找当日行踪。
潘祎的父母都在青海，上中学时，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总体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1980年，他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
1979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校园墙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墙内漆黑一团，偌大个校园，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火，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于是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地熬过了那个春节，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直至是年五月，到处歌舞升平，我却情绪越来越恶化。31日，我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里喝下了那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系里让我去参加……可就在会议要开之际，团委书记李庆堃来把我叫了出来，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
在办公室里，《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问我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我跟她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六点多钟。
周日，潘祎被马丽珍请到家中，马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他答应了。
“再到她家，她说，编辑部已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我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拿去便是。……不久后，‘潘晓’出笼了。”

大讨论
3年前，马笑冬罹患老年痴呆症，已无法与人交流。
她曾告诉彭明榜，看到黄晓菊的稿子时，她大吃一惊，特别是那段“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啊？没想到她感悟力这样好。”她以黄的来稿为主，糅进了潘祎的一些话，还有座谈会上听来的一些东西，再将潘黄二人的名字，各取其一，合成“潘晓”，就这样“潘晓来信”完成了。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
同年6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6月18日下午，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了杂志社。
胡乔木针对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出评价：“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成为了实实在在的黄晓菊。”
“那期杂志发行了397万份，算是《中国青年》的高峰。”办公室内，彭明榜颇是感喟。
此后，他不再作声。环顾四周，90年代的黄漆家具，老式的布面沙发，破旧的背椅，地上的脚印斑斑驳驳。
1980年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一封是“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写的《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另一封则是“北京石月”写的《邻居眼里的潘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黄在生活中，‘主观为自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他人’还差得很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在其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该批示。

一时间，“潘晓讨论”出事了，传遍北京城。

1983年12月，华中工学院党委向中央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对此，###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虽然不再“大肆翻腾”，但“提高认识”的检查还是要做：原社长关志豪已被调离，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在“编者按”里，编辑部向社会公开检讨：“……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参与‘潘晓讨论’的6万多封来信，全被当成废纸，化为纸浆。”直到2000年，《中国青年》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算是自己给自己平了一个反”。

“潘”“晓”的命运
“当年袒露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在80年代初真会被看成异端、另类、大逆不道，还真得需要点勇气，犯点傻，才能豁得出去。”黄晓菊微笑说。

那封信让她“一夜成名”。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的“存在主义”。
“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 这让厂里很为难，“放进来不行，可老待在门口也不是个事。”
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
“在展开人生观讨论以后，黄晓菊在各大学做报告。在北京化工学院做报告时，她结识了台下很崇拜她的一个大学生，后来，这男生成了她的丈夫。”

潘祎记道，1980年5月末，他被人带去了北京安定医院检查。
“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他人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让我出诊室。很久以后，我才看到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诊断，勒令潘祎休学1年。其后他一直为复学，“陷入与校方复杂而艰苦的纠缠里不可自拔”。

1981年3月20日，潘祎正式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退学决定。“就这样，我在不知情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当中，又在不知情下，被学校轰出校门。”
得知退学是父母与学校的共谋，他异常愤怒，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
他只身回京，到处流浪。“黄晓菊曾为我介绍到三里河铁二区一个残疾人自建的窝棚里居住，那个残疾人又瘸又瞎，正用盲文写作，我去住的条件是帮他将盲文改写成普通文字。”
“潘祎是来找过我。他总说我们是‘潘晓’，应该如何如何。可我不这样想，有没有‘潘晓’，我都是我。”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他常问我，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半夜里，她常从焦虑中惊醒。她暗忖，先把儿子全托，然后下海南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拉广告应求着人家吧？我不。被人晾在一边，我就直接上前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行不行啊？”拿到700元业务费后，黄晓菊一度回到北京。
儿子在幼儿园里天天盼她，攒着两块糖舍不得吃，放在口袋里都化了，说要留给她。想想自己从小远离父母，儿子又步了她的老路，黄晓菊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为了生存，我必须离开。”这一次，她去了深圳。
在深圳找工作，跑烂两双鞋后，黄晓菊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起了“女佣”。
“女佣”在当地叫“搞家”，“我长这么大，从没一片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屋檐，婚姻也没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怀着满腔无奈，她走进了日本人的家。男主人是一家工厂厂长，有位韩国籍太太，叫索荣花。

“这是一个性格极其坚韧的韩国女人。为了养家，她没有名分地跟着腿部残疾，比自己年纪大一轮的老男人。并且，真心诚意地爱他，照顾他。她知道我不会干家务，却没有告发过我，而是手把手地教我。”
索荣花让她对自身有了反省，“我觉着自己过去空谈理想，骄矜而浮躁。”

“我每天跟着索荣花，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件家务，内心开始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人也变得平和。”
1年后，日本人被炒鱿鱼，台湾人顶了他的职。
“得到他们夫妇恩惠的女工，纷纷辞职，表示不满。只有我左思右想，最后选择留下。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么办？”
索荣花走了，再也没联系过她，“我这一生，从没一个人像她那样无条件地对我好。”
转眼间，她的眼圈红了，“真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她噙着泪，苦笑着重复当日的“经典话语”。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捣腾起服装生意。做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不算成功，不会赶流行，不爱与人套近乎。”若要出面应酬，她勉强答应后，走在半路中，又会折回去。
有时，她坐在店里某个角落，安静地看点书，“年轻那会，读到可心的句子，会使劲抄啊，与人分享。现在兴奋了，也想拿起电话，可打给谁呢？”
另一个主人公潘祎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我保密。”
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4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人事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
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
“后来据说，他出国了，大约去了挪威。”彭明榜不敢肯定。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找他妻子去了。”黄晓菊猜测道。这又是一个谜。

昨日28度 今日就阵雨阵风大作 所幸温度还算舒适 妞妞也不再怕生 居然独自会呼哧呼哧进门了 拍一下 就兴奋的朝你脚上鞋上扑来 来的太热情 招架不住啊 并且 妞妞不够香

12点半冒着大雨去1号大楼 3点整准时回来 喝口豆浆 雨停了 地干了 正适宜

感叹1号大楼的辉煌 连厕所都雕栏玉砌般 保安、清洁阿姨都彬彬有礼的很

相比较巨大差异的：坐办公室 一双六旬夫妇问是否堆积货物的空箱子要卖 称罢15斤 4毛每斤共6元

我说给5块吧

衣衫几近褴褛 询问江苏人 操不标准普通话 小三轮车上堆着厚重的硬板纸

再过几月 烈日骄阳 老两口也这么大街小巷收废品么？ 实在看着不忍心！

话语都是多余的 我站在发财树后看他们离去....

还是舍不得扔下这块地方 可惜什么都变了 照片发不上 广告层出不穷 旧日气息不再

走在武汉街头 也没了曾经外出的种种兴奋

我就知道 工作之后的人 即使有时间有钱但再也玩不起的就是“情操”

心灵能够得到净化的不是在路上，不是在旅行，而是在劳作，是实实在在的劳动，是反复的机械的不停的劳动

走的多了，脑子也放空了，真正吸收的往往是旅行结束后

而往往劳动人民凝结了大多数人类的智慧 但学识有限 无途径表达

而大多文人墨客 理论谈资套话层出不穷 而多数都是纸上谈兵

一位诗人在路边向老人、孩童、过路人买智慧...................

今天郑州下了第一场雪

21岁生日那天，同样也见证了郑州的第一场雪，已数年。

世上的人啊变得越来越浮躁，有没有那么一场雪，像覆盖了城镇街道那般覆盖人心，瞬间就净化一切，宁静又整洁

你呢？

徽杭来了此反向行径——杭徽！ 杭州临安进，安徽绩溪出。惊喜处便是劳累2天一夜看到大片覆盆子，吃的欢心

凌晨5点驱车杭州，国道旁买各色早餐，7点到达吴山广场，坐上大巴出发

走徽杭难度系数不大，只是清凉峰的坡度实为壮观，让人畏惧又让人惊喜 变相的意志力训练 挑战是非常好的状态

海拔2000就让许多人唏嘘不已，让我这个刚从海拔5000多回来的人沉默不语

山顶雾气重 几乎看不到任何景象 点根烟 看着有人背着炉子 锅碗上山 累都累的那么兴奋

在那里，认识了吉田娃娃 会不会又是我们的一个梦？

女人间的事儿都特奇怪 曾经听人每每说起 总是对此嗤之以鼻 仿佛跟自己半根毛都搭不上边 但是一旦敏感到那一丝丝奇怪味的时候 说明是普遍大众女性同化了你？还是你自我同化了？

如果真的要这么麻烦 那么就让我们都跟爷们似的 都整简单些 复杂了容易生病